回忆一二九运动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9-10-16浏览次数:2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转眼已经过去46个春秋了。最近,大连《海燕》编辑部�s我写篇记述当年斗争的文章,这引起了我对往事深切地回忆。1979年,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王福时同志寄给我一本《读书》杂志,其中有篇 《西行漫记》及其他的文章,作者是斯诺前夫人尼姆•威尔斯。她写道:“……我记得在西安事变前有许多东北人到过我家,他

们当时(指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和焦虑……东北大学生活动的带头人宋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十二月九日,宋黎在街上领着游行的队伍。他同王汝梅(即黄华)、俞大卫

(应为俞启威,即黄敬)、姚依林和其他人一起,是主要领袖之一。”她的这段话,对我个人有些过奖,我只是在党组织领导下,作了我应该做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

了一二九运动前后我们的心境和当时斗争的情景。

震惊中外的一二九

   一二九运动的前夕,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蒋介石卖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东北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蓄谋吞并中国的日

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又把魔爪伸向热河、察哈尔和关内。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了日寇占领东北“合法化”,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随时

可以直取平津。1935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华北的统治权。高喊“先安内,后攘外”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在“五•二九”河北事件后,把国民党军警宪一律按

日寇要求撤出平津,由于6月与日寇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取缔全国一切抗日团体及活动;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党部;撤出了包括宪兵三团在内的国民党在河北的驻军,葬

送了河北.接着又签订了“秦土协定”,将察哈尔的大权拱手送给日寇。这样,使日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充分控制华北。10月,日寇在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领县城,组织“县政

府临时维持会”,接着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吞并华北。11月殷汝耕抢先成立了“冀北防共自治政府”,12月,蒋介石指示宋哲元筹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沦亡危在旦夕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日寇汉奸们耀武扬威;广大爱国人民怒形于色,奋起反抗;奴颜媚骨的蒋介石卖国政府则下了臭名昭著的“郭睦邻帮”的命令,暴力镇压和血腥屠杀抗日

的人民。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境地的北平,一片白色恐怖。荷枪实弹的日军在街上横行无忌,日本浪人胡作非为。铁路沿线经常发现中国工人的尸体,爱国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不断受迫害,人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同学们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们东北青年,饱尝国破家亡的苦难,抗日救亡的呼声更加高昂。
   我在1928年因组织反日活动被辽宁省西丰县立中学开除,1929年考入东北大学预科。入学后不久,爱国教师车向忱和爱国学生张希饶、张金辉、戴昊、王牺忱等组织了“国民查

实促进会”,我也是组织者之一。我们积极进行反日宣传,并向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旅)官兵进行反日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东北大学的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背井离乡流

亡到北平,在那里复了校。当时,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及时发出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被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不久,我们一些同学先后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武装抗日活动。1933年,东大同学郭明德、江涛被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逮捕。郭明德同志在受刑时英勇牺牲,江涛同志

在日寇的监狱里服了5个月苦刑。1934年,义勇军失败,张金辉和我撤回北平,在东北大学复了学;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学生抗日

救亡运动。
1934年前后,以蒋孝先为团长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镇压人民革命极为残酷,严禁一切抗日活动,连高崇民、阎宝航同志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牌子都被摘掉了,抗

日运动全部转入地下。1934年夏秋间, 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分散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在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后来听

说,当时河北省委指定北平共青团市委代行市委的领导工作,组成了临时北平市委。1935年秋,黄河决口,山东、河北遭受大水灾,无数灾民饥寒交迫,拖儿带女,沿路乞讨,流

落北平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见死不救。这时我党为解救灾民的疾苦,团结和教育青年,在学生中发起了黄河水灾赈济运动。北平的大中学校

组成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演戏、义卖等活动,为灾区募捐、募实物,然后由学生代表到灾区去慰问。参加东北大学水灾赈济会的有王振乾、杨旭、张金辉、郑洪轩、董学

礼、戴昊和我等十几个同学。东大派往灾区的代表王振乾、杨旭同学,直到一二九运动开始,尚在灾区没有回来。通过这次水灾赈济活动,党组织广泛地团结了群众,为党领导的

一二九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8月1日,我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即“八一宣言”)。党通过吴玉章同志在巴黎办的中文报纸

《救国时报》,把“宣言”邮寄给国内各阶层人士。有的同学从北京饭店楼下的书报杂志部发现了“八一宣言”,如获至宝。回校后,自阿同学中广为传播:“日本帝国主义加紧

对我们进攻,南京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而实际沦亡了!”“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在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

神圣天职“的思想,在青年学生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建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深入人心。它不仅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了民族危机的严重

性,同时也从“宣言”中找到了当日救国的出路。1935年10月,我中央红军经过二王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开赴抗日前线。11月我党又两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

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挽救民族危机。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为了更好的领导学生抗日救国,1935年11月18日,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北平市学联正式成

立。郭明秋任学联执行主席。学联党的领导有黄敬、彭涛、姚依林等同志。
    1935年12月,北平市学联成立不到一个月,便率领爱国学生冲上了抗日的战场。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了会议,决定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

同步步进逼的日寇和卑躬屈膝的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2月8日,学联又召开了各校代表大会,确定于12月9日上午10时前在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去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的

代表何应钦请愿,陈述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学联还为各校请愿队伍准备了大量宣传品。东北大学参加市学联会议的两位代表郑洪轩、邹素寒回到学校后,于8日晚在俄

三班宿舍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向我和关山复等十几个同学传达了请愿的决定。大家听后十分兴奋,立即分头发动群众。爱国的同学们都以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忙碌起来,组成了宣

传队、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写标语、印传单、做旗帜,这天晚上许多同学通宵未眠,为游行做准备工作。12月9日这天,阴云密布,朔风凛冽,是个滴水成冰的日子。清晨,

当这座文化古城还在沉睡的时候,东北大学已经沸腾了!突然有同学报告:“学校被军警包围了!”我们不顾军警的威胁和学校当局的阻挠,在大礼堂召开了东北大学全体学生大会

,传达了市学联关于和平请愿的决定。同学们群情振奋,一致拥护。当场选举我做东北大学请愿队伍的总指挥,我向同学们作了简短动员:东北沦亡,多少同胞无家可归,目前华

北垂危,我们已无法安心读书,当务之急是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抗日!……
    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侵略者是东北学生共同的强烈愿望。这些失掉了家乡、远离亲人、饱尝亡国奴之苦的东北青年们,再也不能坐视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被日寇鲸吞了!我们

立即带领斗志昂扬、视死如归的同学们冲出了校门。
    这时,燕京大学的交通员跑来报告:“进城的路上有密集的军警堵截,清华和燕京的汽车被扣了,现在同学们正徒步赶来,可能迟一点,请东大同学等一等。”紧接着又一位

交通员骑车来报告:“西直门关了,同学们进不来了!”。原定清华、燕京由这一路进城,跟西直门里的东北大学汇合,现在相隔非遥,却无法聚合,我们只好孤军出动了。有些教

职员工也参加了请愿,如学校图书馆的职员郝克勇和军训处教员李仕廉、戴吴等都参加了游行队伍我们4个人一排手挽着手,女同学在队伍中间,潮水般地涌向街头。
    新街口一带,军警已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为了避开军警,我们的队伍从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迎面传来欢呼声,有二三十名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来参加游行了!法学院被军

警包围,核门上了锁,他们是跳过围墙跑出来的。当我们走到西四牌楼前,二三百名武装军警横拦着,堵住了去路。同学们怒气冲天,紧挽手臂,迎着耀武扬威的军警,迈着坚定

的步伐向前走去。张牙舞爪的军警,挥起棍棒,抡起大刀,向同学们袭击。这时,王敬桓同学被军警打倒在地,接着又有刘淑清、庙静淑、候淑彦等几名女同学被打伤。关山复同

学发现军警去抓王敬柜时,立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石灰包向军警脸上打去,他们迷了眼睛,这才撒开手。临危不惧的同学们怒吼着:“向前冲啊!”猛狮般地冲破了封锁线,雄赵赵

地从府右街向新华门进发。
    东北中山中学也遭到了军警的阻截。郭峰、李涛、甘仲斗、高铁等许多同学机智地冲出了包围圈。他们不惧武力威胁,在途中奋力与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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